震动大宋：十三岁少女杀人事件

今天是2024年7月8日

这是馒头说第 806 篇文章

初看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

又看是一桩法条制订之辨

再看是一个法理对错之争

如果再挖掘一层

原来……

1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十三岁的少女阿云，被安排了一桩婚事。

阿云是登州人（今山东登州），父母双亡，家里的叔父成了她的长辈。然而这个叔父显然没有照顾侄女的意愿，只以几石米的价格，就把这个没有依靠的侄女卖给了村里一个叫韦大的老光棍，给他当老婆（注：另有一说为族长做主了这件事）。

当时阿云的母亲逝世不久，阿云还在服丧期间，就这样被莫名其妙许配了人家。

而这个韦大打那么久的光棍，自然是有道理的：不仅家徒四壁，而且相貌奇丑。阿云知道自己被许配的是韦大，自然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无论如何求情、反抗、挣扎，终究拗不过所谓的“礼法”——嫁给韦大这件事，已无可挽回。

但谁也没料到，阿云是一个如此刚烈的姑娘。

在一个晚上，阿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了韦大在田边搭建的小屋，看到熟睡的韦大，阿云举起了早就准备好的砍柴刀，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一转眼，就砍下去了十几刀。

既然要逼她嫁给她不愿嫁的人，那她就宁可同归于尽。

但阿云毕竟年纪太小，估计砍人的时候也太过害怕紧张，十几刀下去，完全没伤到韦大，反而倒把他给惊醒了。醒过来的韦大看到有个黑影在砍自己，惊恐地拿手遮挡，结果被砍断了一个手指。

阿云一看见了血，倒反而害怕了，丢下柴刀，跑了。

除了丢了一根手指外几乎毫发无伤的韦大，回过神来后立刻就报官，说有人要杀自己。

这并非一桩难度太高的案件：韦大挨了十几刀却没被伤及要害，可见行凶者没有经验且很柔弱；韦大平时没有任何仇人，唯一有伤害他动机的，只有不愿意嫁给他的阿云。

官府派人把阿云押来，只是初步询问，阿云就毫无惧色，坦然承认了一切：没错，就是我干的！

既然犯人已经承认承认所有犯罪事实，那宣判也变得简单起来：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伤害案——阿云虽然是未遂，但她已经被许配给了韦大，而丈夫属于直系亲属，所以阿云触犯了《宋刑统·名律例》“十恶”中伤害乃至谋杀直系亲属的“恶逆”，属于“谋杀亲夫”；另外，即便没有“谋杀亲夫”这一层关系，她本来也触犯了《宋刑统·贼盗律》中的“谋杀罪”（“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

两大“顶格”刑罚合并，十三岁的阿云就这样被判了死刑。

但这在北宋之前的历朝历代，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是一件寻常的案件。

但就是这桩案件，引发了一场轰动整个北宋王朝，乃至影响后世千年的大争辩。

2

第一个出场的人，叫许遵——请记住，他是本案的一个关键人物。

按照北宋的法律体系，县一级政府并没有死刑裁决权，必须移送到州府一级司法机关。所以对阿云做出死刑判决的，是登州一级的司法机关。

但州一级的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后，还需要这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最后敲章认定。

而许遵，就是登州知州。

许遵是进士出身，还中过明法科，这相当于不仅通过了宋朝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还通过了司法考试。许遵此前在宋朝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做详断官，到登州担任知州属于地方挂职锻炼，早晚是要回去的。

地方挂职的干部，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安守本分少得罪人。但恰恰是这个司法专业出身的许遵，对阿云这件案子提出了不同看法。

许遵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阿云被许配给韦大的时候还在给母亲服丧，按照《宋刑统》规定，服丧期间是不准嫁娶的，所以应该判这两人婚姻关系无效——如果婚姻无效，那么阿云就不存在“谋杀亲夫”，他们俩只是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宋刑统》规定，罪犯如果“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坐之”。阿云被捕后一问就招，应该视为“自首”，所以应该“减罪二等”。

基于这两点，许遵对阿云做出了改判：

打十八脊杖，配役一年。

但许遵这个判罚并非终审。

按宋朝司法制度，终审权在许遵上面“路”一级的提刑司（提点刑狱司），而考虑到阿云案在法律条款适用方面出现了不同看法，提刑司需要把此案再上交到中央复核——必须要承认的是，宋代的刑事司法体系已经相当严密了。

阿云案到了中央，又出现了变数。

“三法司”之中的大理寺和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又推翻了许遵关于“减罪二等”的判决。

复核意见认为：无论如何，阿云都已经导致了伤人的事实发生，且阿云招供是在被捕后，不符合“自首”条件，且按《宋刑统》“谋杀已伤”的规定，应该判处绞刑——不过，阿云在服丧期间被许配一事，确实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大理寺和审刑院给出的意见是：“奏裁”。

“奏裁”是什么意思？说起来也简单，就是报请当朝天子亲自裁决——把皮球直接踢给皇上。

而当时的皇上，是刚刚登基才一年的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赵顼

那一年，宋神宗才20岁。在看了阿云案的卷宗后，宋神宗给出了一个“安抚两边”的裁定：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定罪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十三岁少女来说，绞刑还是残酷了些，就判个“贷命编管”吧——流放到偏远的外地，编入当地户籍，监管居住。

按理说，阿云案到了宋神宗拍板决定这一步，应该已经结案了。

但如果就此结案，这起案件将和其他由皇帝裁决的普通案件一样，是不可能后来震动朝野，乃至成为千百年来的一个典型案件的。

事情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转折：

那个登州知州许遵不认可这个判罚。

3

许遵的头确实很铁，但不至于铁到会随地大小便。

宋神宗判“贷命编管”，许遵当然不会也不敢反对——他知道皇上自己是惹不起的。他反对的是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罚：你们凭什么说阿云不能算“自首”？

许遵的观点依然是那个“案问欲举”——阿云一被问就如实招供，连刑都没用，当然应该视为“自首”。皇上把死刑改判当然是慈悲为怀，但你们大理寺和审刑院瞎搞一气，本来就不该判绞刑！

本来已经没事儿了，又搞出事情，宋神宗也有点无奈，于是按照规定，既然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决不能服众，那就再请出三法司的第三个部门——刑部吧！

于是，阿云案的卷宗又转到了刑部那里。

不久之后，刑部给出了审理意见：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罚完全正确，就是“谋杀已伤”！许遵认为的阿云所谓符合“自首”条件的观点完全错误！阿云就应该判绞刑！当然，皇帝的通融也是正确的，阿云可以免死罪，以钱财抵罪。

刑部不仅全盘站在大理寺和审刑院一边，还给了许遵一个评价：“妄”。

言下之意，就是你许遵一个小小州官，居然对我们中央三法司的一致意见说三道四，你算个什么东西？太平点吧！

可想而知，刑部的意见传达到许遵手里的时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许遵立刻再次上书，引用十条法规条例来证明自己观点，称三法司自己才是草菅人命，“一切案而杀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算闹出不小的动静了。

换句话说，如果放到现在，好比“山东一厅局级干部不满最高法判决”这个词条，已经开始进入热搜榜了。

实事求是地说，许遵关于阿云“自首”这个情节的认定，确实只能靠他自圆其说，但刑部给他这个“妄”字的评价，却也引发了一些旁观人的同情乃至赞许之心。

当时有一个在四川赋闲守丁忧的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声援许遵的。

这个人叫苏辙，他有个哥哥，叫苏轼。

但当时的苏辙人微言轻，所起到的作用无非也就是点个赞转个发，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让阿云案再一次出现“神转折”的，是一次任命。

没多久，许遵接到了一份回京当官的任命书。

那份任命书上给的官，可绝不是什么小官，是皇上亲笔御批的：

“由许遵判大理寺。”

换句话说，就是让许遵你来担任大理寺卿——这个部门的一把手。

一转眼，那个“山东一厅局级干部不满最高法判决”词条，忽然转变为“那个山东厅级干部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你说，这能不轰动吗？

4

重用许遵的人，当然就是宋神宗。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宋神宗本人和许遵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乃至交往，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应该都能品得出一些特别的味道了：

皇帝，或者皇帝身边的人，应该不只是把阿云案看成是一起普通的案件了。

但许遵毕竟还是升得太快了。

按照宋仁宗时期的规定，文官三年一升迁，而后来为了节约俸禄开支，京官延迟为四年一升迁。许遵的“知州”在北宋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为六品到五品之间，至高不会超过五品，而“大理寺卿”是从三品——中间不仅隔着“品”，还隔着“阶”。

换句话说，按照正常的过程，许遵升官至少比别人少用了小几十年。

一个叫钱顗的台谏官员，立刻就站出来公然反对。

“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在宋朝功能几乎重叠，是独立于皇帝和宰相的第三股势力，专门负责批评、建议和监督。

这个钱顗也是进士出身，从一开始就看不惯许遵的行为，等看到他被如此破格提拔，终于按捺不住，上书弹劾：

“一人偏词，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

他的意思是：像许遵在阿云案中这种偏颇的言论，绝对不能淹没天下的法律；像许遵这样迂腐固执的观点，也不适合当大理寺的一把手。

许遵明显是宋神宗亲自任命的——钱顗这是连皇上的脸也敢打了。

但台谏是拥有审查权的部门，其权力甚至可以平行于宰相府。别说宋神宗初登帝位，羽翼未丰，就算是太祖太宗在位，对台谏官员也是要客客气气的。

关键时刻给皇上台阶下的，还是许遵。

许遵一看，自己的火箭式蹿升肯定树敌无数，如果再要掺和阿云案，恐怕会引来更多麻烦，索性就退一步：

既然有人认为我不合适，那我就申请回避，请皇帝交“两制”讨论。

“两制”，指的是翰林学士院和中书舍人院。

宋神宗一听，也立刻就坡下驴，表示同意。

于是，两位翰林学士就被请出场，谈一谈他们对阿云案的看法。

而这起案件，也因为这两位翰林学士的登场，正式进入了高潮。

5

这两位翰林院大学士，绝非普通之辈。

其中一位叫王安石，另一位叫司马光。

抛开这两位大名人身上的其他光环不说，单说法律背景——这两位其实都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司马光担任过三个州的判官，也担任过一个州的知州；王安石担任过签判、通判、知县和知府，还担任过江东提刑官，相当于江苏、安徽等一带的法官兼检察官。

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两位法律专业人士的巅峰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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