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20日
这是馒头说第 858 篇文章
一提起“公子哥”
一般很难往褒义方面想
但公子哥和公子哥之间
有的还确实不一样
1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的项城。
他本名张家骐，父亲叫张锦芳，考取过秀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如果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发展下去，张家骐应该也会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但在中国近代史上，项城，绝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
张伯驹的命运，是在6岁那年发生改变的。
因为张锦芳的哥哥一直膝下无子，所以就把儿子张伯驹过继给了他伯父。伯父很喜欢张伯驹——“伯驹”这个字，就是伯父给取的。
伯父的名字叫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的进士，但这个身份不重要。
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叫袁世昌的人。而袁世昌有个弟弟，叫袁世凯。
张镇芳比袁世凯小4岁，加上亲戚关系，所以两个人关系极好，张镇芳也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张镇芳从长芦盐运使（中国北方最高盐官，公认肥缺）一路做到直隶总督——他也是清朝的最后一任直隶总督。
袁世凯死后，张镇芳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依靠之前积攒下的人脉和家底，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的董事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张伯驹算是找到了一个“好爹”。
张镇芳（1863年—1933年）
2
张伯驹从小就很聪明。
虽然张镇芳在家乡捐赠了很多新式学堂，但还是让张伯驹七岁入了私塾，学的是传统“旧学”。张伯驹学东西过目不忘，九岁就能作诗，被周围人称为“神童”，也深得张镇芳的喜爱。
按照张镇芳的设想，张伯驹应该是走军人这条路的。
1915年，17岁的张伯驹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之后几年，他一直在北洋系的曹坤、吴佩孚、张作霖手下任职，不过担任的大多是提调、参谋这样的文职。
这和张伯驹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
他一方面不喜欢当时军阀内部那种派系斗争、日常应酬的氛围，另一方面，他看到军阀之间连年交战，只为私利，根本就没有从这个国家的角度去着想，感到非常失望。
当然，和其他需要军队履历镀金和实现阶层跃迁的子弟不同，张伯驹本身也不需要靠当军官来改变命运。
1925年，27岁的张伯驹决定脱下军装，彻底离开军界。
彼时，张镇芳也因为拥护张勋复辟失败，彻底被踢出了军界，安心做起了生意。对于张伯驹离开军界，张镇芳也并不是很反对——他本来就是希望张伯驹继承自己的产业的。
离开军界的张伯驹，于是多了一个头衔：盐业银行常务董事。
但是，张伯驹似乎也无意金融行业。
他虽然挂了一个“常务董事”的头衔，却基本不去银行坐班，不看账目，也不参与放贷投资决策，只是挂个名头拿分红。
他彻底回归了自己的爱好：
一个是写诗。他加入了北平稊园诗社，每天和一些清末遗老、文人墨客聚会唱和、填词、作对、品评旧体诗文，自己也写诗词；
一个是唱戏。他从小就爱看戏，除了写诗词外，他几乎每天都往戏园子里跑，频繁拜访余叔岩、梅兰芳等一代名伶，还拜师学老生唱腔、身段，自己登台演唱。
如果一天下来还有点时间，张伯驹还喜欢逛逛北京著名的文物古玩市场琉璃厂，随手看些小件字画、碑帖和古玩，凑个热闹。
试想一下，年纪轻轻30岁不到，每天不是吟诗作对就是梨园看戏，或者到处闲逛，这不是公子哥是什么？
没错，张伯驹不仅仅是公子哥，还被认为是当时顶流的公子哥。
他和溥侗（道光帝的曾孙子）、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儿子）以及张学良，被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但是，张伯驹这个公子哥，和别人有点不一样。
年轻时的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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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那个夏天，成了张伯驹人生转变的一道分水岭。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闲逛进了琉璃厂的一家书画铺，一眼看到了墙上的一幅四字楷书横幅：“丛碧山房”。
张伯驹一看这字，似是康熙手笔，但似乎字体偏飘逸秀润，又不太像康熙雄强厚重的风格。一问掌柜，说怀疑是康熙手笔，但因为存疑，所以一直在店内没有卖出。
张伯驹自幼练字，对康熙的字体也颇有研究，在仔细检查并核对落款、御玺印鉴后，觉得应该是康熙真迹。
关键张伯驹还颇熟清史，认出了“丛碧”两字的出处：清朝福建知府庞垲，号丛碧，因为政绩受到康熙嘉奖，所以皇帝专门给他赐了一幅御书，但因为是帝王随性小品，所以风格和朝堂大字不同。
认准之后，张伯驹询价，老板开价1000大洋——知道是张家公子，老板自然也不会手软。
当时普通人家一年的开销也就30到40大洋，1000大洋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张伯驹没还价，直接拿下。
因为在市场上，如果确定是康熙的真迹，一般都是4000大洋以上，贵的要上万。
回去之后，张伯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丛碧”的号，把自己的居所改名为“丛碧山房”，不仅之后他所有的落款都改为了“丛碧”，他出的词集，收藏，都以“丛碧”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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