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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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那些美味,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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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叫“馒头大师”,虽然和馒头本尊没什么大关系,但我小时候确实爱吃馒头。

确切地说,是“肉馒头”——在上海话里,“包子”和“馒头”是一个意思。根据馅料不同,前面要加定语:“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黑洋酥馒头”,如果没有馅,也有定语:“淡馒头”。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住得比较远,我和几个家里同样住得远的同学(住得近的就回家吃饭了),中午会一起去复旦的教职工食堂吃饭。我们去的那家食堂供应各种面食,但我们独爱吃那里的肉馒头。

那里的肉馒头个头不算大,我们称之为“中包”。皮薄肉香,一口咬下去,一汪汁水,打耳光不肯放。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我们,其他什么都不买,水都不用喝一口,每顿一口气吃六个。

后来有段时期,我们几个同学陷入了“谜之内卷”:中午一定要把上午的作业全都做完,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就会每人六个滚烫的“中包”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揣着飞奔回学校,到教室里拿出做业:一口馒头,几行做业,边吃边写——估计那时候老师批到我们几个的作业时,应该总是能闻到一股肉香。

在回学校路上,我们谁都舍不得啃一口包子,是一定要带回学校一起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回学校路上,一个小伙伴一定要给我模仿《圣斗士星矢》里冰河的绝招“曙光女神之宽恕”——双腿岔开,双手握拳(捏着装肉馒头的塑料袋)高高举过头顶,大喊一声绝招名字,猛然下坠双手。

那天的肉馒头新鲜出炉,滚滚烫烫,其实已经几乎把塑料袋底部烫穿了。他猛地向下一甩,六个比命还珍贵的肉馒头从他的胯下依次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上,然后歪歪扭扭都滚进了旁边的下水沟——远看,就像他撅着屁股下了六个蛋。

那天中午,我吃了三个,他吃了我匀给他的三个。

因为那家食堂做的肉馒头好吃,所以我格外珍惜那家的饭票(当时要凭复旦的饭票买的)。有时候我每天会节省下来一毛两毛的饭票,时间长了,也积攒了近十块钱——当时对我而言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当时的想法是:哪天中午,我吆五喝六、大摇大摆地带着几个同学走进那个食堂,把一摞饭票往窗口前一拍,转头对大伙说:“今天馒头敞开吃,我请客!”

那时候正痴迷看《基督山伯爵》,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看中了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的一片工地旁的几块石板。我决定每天都把攒下的饭票压到其中一块石板的缝隙下——那种刺激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埋一个重大的宝藏。

大概两个月后,我又一次去到那个工地准备“藏宝”,发现那几块石板已经被人搬走了。

一阵风吹过,原先摆放石板的沙地上只有几根倔强的小草在轻轻摇摆。

还有在风中凌乱的我。

2

有时候午饭吃完,作业做完,我们就会结伴到校门口的小摊贩那里买零食。

当时我们校门口的小摊贩属于“寡头垄断”,一般只有两个摊位,我们叫“老太婆摊位”和“老头子摊位”。

相比较之下,“老头子”那里的货更偏向于“玩”:粘纸,香烟牌,火药枪,山寨“变形金刚”等等。而“老太婆”那边主打是“吃”。

所谓的“吃”,其实千奇百怪,不少都是她老人家自制的。比如我记得有一种,一根竹签串了一个螺蛳肉,外面裹一层炸过的面粉团,放到酱油里浸一浸,一串一毛钱;还有一种薄如蝉翼的脆饼,我们叫“蛋饼”,一张一毛钱,折成几折,放到嘴里,一口就融化了。

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一种叫“琴糖”的东西。一般我们会说“来个一毛钱的”。老太婆就拿出一根竹签,一掰二,然后打开一个陈旧的饼干桶,里面是一坨咖啡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她用两根竹签搅那么几下,绕那么几下,然后弄出一团递给你。

你要说这“琴糖”有多好吃,真的未必,但可能重在整个过程。我和几个小伙伴总会一人弄个一毛钱的,然后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乐园,大家坐在转盘上,每个人拿着两根小竹签搅啊搅,舔一口,搅两下,聊两句——那幅画面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几位少妇在村口唠家常,每人手里在打着一坨毛线。

 

我读小学的那个时代,零食其实是很匮乏的。我记得当时出来不久的“太阳”牌锅巴,大家都很爱吃,但要7毛5分一包,只能偶尔解馋,不可能一直拿来当零食。能吃到炒货摊上的一些瓜子、花生米(一般用报纸包一个三角包给你),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神秘兮兮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零食”的吃法。

当时我们放学后肚子会饿,经常会去买大饼:甜大饼是圆形的,里面有点白砂糖,一毛钱一个;咸大饼长条形,里面抹了点盐和葱花,一毛五分钱一个。

一个大饼其实不经吃,三口五口就没了。而我这个同学想出的办法是:

用地道西安人撕羊肉泡馍的纯正手法,将一个大饼撕成极细极碎的小块,然后放到衣服口袋或裤子口袋里,一点点用食指和中指撮出来吃。

这种天才的“化整为零”的方法,顿时打开了我的格局。原来一个大饼只能吃2分钟,现在一个大饼够我放学一路走回家吃上一个多小时。

直到有一天我妈看到我,问我扣扣索索从裤子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在吃?当她发现是大饼碎屑时,瞪大了双眼,不知是恼怒还是怜惜还是内疚,竟然楞在当场,半晌说不了话。

到了初中,校门口的摊贩就明显多元化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摊位,永远是烤串摊。

那时的烤串摊,只有一个品种:一串串自行车钢圈上拆下的钢丝,串上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几块肉,放在煤炭架上,用不知道哪次刷墙报废的油漆刷抹上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油,撒上几把不知道是盐是胡椒是孜然的粉末,用不知道是不是从《济公》剧组直接拿来的蒲扇猛扇几把——滋啦冒油,腾腾喷香。

一串一毛钱,多多少少同学们都买得起。如果有人跑到摊位前一下甩出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面额的钱已经在几年前停止流通和兑换了),一把20多串(老板有时候还会送一串两串)攒在手里,满嘴冒油地在那边啃,肯定是会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当然,如果能分出几把请同学们一起吃,那就更值得歌功颂德了。

只是吃得嘴角冒油的时候,大家总会讨论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肉到底是什么动物的?

一般结论来自一对“天敌”:要么是猫的,要么是老鼠的。

双方都会摆事实讲道理,有时还会提高嗓门争论几句,但结局总是只有一个:

猫鼠一家,入胃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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