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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1993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
这是馒头说第 479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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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1月22日,是农历壬申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夜。
这一天,89岁的邓小平第六次选择在上海过春节。在对上海各界人士的讲话中,他说:
“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上海人民在一九九二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的上海只是在起跑线上摆出了“预备出发”的姿势,真正的全力奔跑,是从1993年开始的——从那一年起,上海开始了市民口中津津乐道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在这一年,上海这座城市拥有了水上和地下的两个“第一”:
4月8日,全世界跨径最大的斜拉桥——杨浦大桥顺利合龙,并在当年的10月23日正式通车。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对此的评价是:
“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桥梁界的地位。”
杨浦大桥北起上海内环高架路,上跨黄浦江水道,南至张江立交;线路全长8354米、主桥全长1172米;桥面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60千米/小时。
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锦江乐园-徐家汇)开通并试运营。上海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终于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地铁,并成为继北京、天津之后第三个拥有地铁的中国城市 。
1993年,上海人拥有了自己城市的地铁
这一年1月18日,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正式开播,很多老一辈上海人还清晰记得他们台歌的名字:《风从东方来》,歌曲的第一句就是:
“风从东方来,吹醒海岸线上多年的睡梦。” 风起云涌,风起神州。在1993年,乘风而起的不止是上海这座城市。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号召下,全国各地从政府到民众都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在经历了前几年艰难的经济爬坡之后,1993年的中国GDP首次突破3.6万亿元,增长率达到了13.9%。
但在一片火热的景象下,一些暗流也开始涌动。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上海的除夕之夜讲话时,似乎已有所提醒:
”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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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31日下午,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男人在首都机场被公安逮捕,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现金,正准备出逃国外。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沈太福。他在1990年拿到了一项“节能电机”的专利后,似乎无意做好生产经营,而是以此作为一个“集资”的抓手: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和他的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而长城公司承诺每年的利率是24%——当时国家储蓄利率是12%。
在民间投资热情极度高涨的1993年,沈太福在短短20天内就筹得了2000万元资金,并且“雪球”越滚越大,到了1993年3月,集资已经达到了10亿元——作为吉林省四平市人,沈太福老家当年的全年GDP也不过就68亿元。 但他长城公司的电机一共只卖出了50多台,销售额只有600多万元。
此时的沈太福已经陷入了“自我癫狂”:他对外宣称已拥有300多项专利,手握15亿元订单,甚至在收到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的通知后,居然召开新闻发布会,要状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同时对民众开出了48%的集资利率。 在沈太福看来,他受到过部级干部表扬,公司聘请了160多位司局级老干部,背后有10万投资民众撑腰——政府是不敢动他的。
膨胀巨大的气球在3月31日那天被戳破:沈太福上午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在机场被抓,4月18日被宣布逮捕。半年之后,沈太福筹集资金的全国清退款比例达到90%,至于他本人,在1994年4月11日被执行枪决。
沈太福
就在沈太福被捕前三天,1993年4月15日,另一个叫禹作敏的人也被天津市公安干警逮捕了。
比起沈太福,禹作敏的“头衔”都是实打实的: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的“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但他犯的错误和沈太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经济的热潮中被冲昏了头脑,在膨胀的野心中失去了自我。
这位1930年出生的农民,在担任天津静海区大邱庄大队党委书记后,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大胆决策,建立了包括印刷厂、电器厂在内的一系列工厂。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拥有工业企业200余家,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利润4.7亿元。
声名鹊起,荣誉加身,禹作敏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大邱庄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小王国”,而他成了这个“小王国”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私设公堂,滥用私刑,说一不二,还开设猎枪厂非法制造和持有枪支弹药……在接连用暴力殴打致死两人之后,不但没有悔改,反而纠集1000多人与前来调查办案的公安民警对峙,筑街垒,发钢棍,并将6名公安干警非法拘禁7个小时。
一朝梦醒,一切破碎。在法庭上,禹作敏终于低下了头:
“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
禹作敏最后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
1993年的中国,随着经济发热的,确实还有不少人的头脑。在海南岛这个中国第二大岛上,一场“击鼓传花”式的房地产热潮也进行到了最疯狂的最高潮:
只有600多万人的海南岛上已经开出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无数相信“最后一棒不会是我”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拿着热钱一步步推高海南的房价: 1991年海南全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平方,到了1992年一下子飙升到了5000元/平方,并在1993年上半年创下了7500元/平方的奇迹——当时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平均价格不过是1000元/平方左右。
花依旧在传,鼓最终不出意料地停了,取而代之响起的是终场的哨声,以及长鸣的警钟:
1993年6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两天后的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针对宏观调控颁布了16条措,其中内容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这就是后来坊间所称的著名”铁血16条“。
雷声响起,甘霖尚未洒向大地,海南岛上的繁华泡沫已瞬间破灭: 全省95%的房地产公司陷入倒闭,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占全国总人口数仅0.6%的海南省留下的积压商品房数量占全国总量的10%。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但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肯定会喊停,且必须要喊停。停得及时,是化长痛为短痛。
1993年的中国经济,犹如一架超高速飞行的巨大客机,开始放下起落架,努力寻找一种“软着陆”的方式。
而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渠道也没有必要知晓那些惊心动魄的博弈和较量,对他们而言,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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