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路，百岁杨振宁

今天是2021年9月27日

这是馒头说第 464 篇文章

关于杨振宁先生

其实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了

关于他的经历

关于他的故事

当然，也包括对他的一些误解

1

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古巷杨家大院，杨武之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儿子。

杨武之，本名克纯，号武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本科毕业，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罕见的科班大学生。他的妻子是自己的同乡，叫罗孟华，虽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很识大体，两人感情非常好。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杨武之夫妇对这个男孩的期望也是复杂的：既希望他长大后能有出息，振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又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杨振宁。

2

就在杨振宁出生后不久，杨武之决定出国留学。

因为杨武之认清了一点：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一介书生，只能“科学救国”。他考取了安徽省的公费留学生之后，毅然决然地去美国学习更先进的科学知识了。而养家和教育孩子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他母亲罗孟华一个人的肩上。

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但罗孟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孩子的教育。作为家中长子，杨振宁在4岁的时候就被妈妈教认字，一年多的时间里，天资聪慧的他居然认了3000多个字。

5岁的杨振宁和母亲罗孟华在一起。杨振宁60岁时回忆自己4岁时识字的往事，感慨地说：“我现在认的所有字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小时候认字数的两倍。”

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学成归来——此时他已是斯坦福大学的学士，芝加哥大学代数学和数论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中国数论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

因为受聘于厦门大学，杨武之带着全家离开了安徽，迁居到了厦门。在厦门的时光其实不算长，但算得上杨振宁童年一段快乐的回忆，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抽水马桶，第一次用上了电，还知道了圆珠笔。

闲暇时，杨武之会带着杨振宁去海边散步。像其他孩子一样，杨振宁也会去捡沙滩上的贝壳，但就是那时候，杨武之发现自己这个儿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其他孩子只挑大贝壳捡，但杨振宁专门挑小贝壳捡，但每个小贝壳都非常精致。

在厦门大学期间，杨武之、罗孟华与杨振宁三人的合影。

1929年，杨武之结束了短暂的厦门大学任教，受聘于清华大学，又把全家搬到了北京的清华园内。

杨振宁在清华园里茁壮成长，在学习之余，和小伙伴们一起爬树，骑车，到处玩耍。清华大学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之间也成了要好的伙伴。

杨振宁那时候特别喜欢往邓以蛰教授家里跑，倒不是因为邓教授是中国美学开创者之一，而是因为他家的儿子只比杨振宁小2岁，两人都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所以关系特别要好，双方都把彼此看成最亲密的伙伴。

邓家的那个孩子，叫邓稼先。

杨振宁读到初中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就已经觉察出他很有数学天赋。身为数学家，杨武之知道如果教杨振宁一些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他肯定会进步神速，但杨武之却没有这么做，而是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来教杨振宁《孟子》。

杨振宁初一的整个暑假都在学《孟子》，在中学时代，他就能背诵《孟子》全文了。

杨武之似乎并不急着让儿子往数理化那条路发展，他既不给他讲解书架上的那些英文的数学书籍，也不教他围棋这些可以提高计算能力的爱好，而是不断鼓励杨振宁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平时杨武之还会教杨振宁哼唱一些民国时期的歌曲，一般都是“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这类的歌词。

1935年，杨武之去柏林访问，随身带了一张杨振宁的照片。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13岁的儿子可能天赋异禀，所以在照片背后题字：“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伯”为长子意，“瓌”通“瑰”）。

但是，杨振宁对理科方面的爱好，似乎是阻挡不了的。

有一天，杨振宁在崇德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亚瑟·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Mystery Universe”）。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20世纪头30年里物理学界的重大革命：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

杨振宁那年12岁，其实看不太懂这些内容，但他却浑身上下充满了兴奋。

有一天回家，他忽然对父母说出了自己的理想：

“我长大后，要拿诺贝尔奖！”

3

1945年的那个夏天，抗战胜利了，杨振宁也要走了。

23岁的杨振宁，那时候已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学硕士研究生了，他的本科导师是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教授，硕士导师是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王竹溪。

但和他父亲杨武之一样，杨振宁知道，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国外。

离别的那天清晨，全家都去送杨振宁，四个弟弟妹妹都哭了，母亲很坚强，没有流泪。父亲杨武之是最后送他到公共汽车站的人，似乎也比较克制，只是叮嘱了几句出门在外要小心的话。看到杨振宁上车后，父亲向他挥了挥手，示意告别。

因为各种原因，车子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发动，车上邻座的一个人忽然示意杨振宁看窗外，杨振宁这才发现，父亲依旧站在那里默默等候。

刹那间，杨振宁热泪盈眶。

1948年，杨振宁顺利取得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美国确实给杨振宁提供给了一个当时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学术环境：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老师是“原子能之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克·费米，而学院的院长，就是“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

当然，在那里，杨振宁还结识了一个比他小4岁，同样来自中国的学弟，他也是个物理学天才，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杨振宁（左）和李政道在一起

杨振宁的天赋即便放在高手如云的美国物理学界，也是大放异彩的：泰勒是主动关心杨振宁，继而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的；一向要求严格且挑剔的奥本海默，一接到杨振宁希望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申请后，立刻通过；至于费米，他在1949年要离开芝加哥一段时间，索性直接让杨振宁来顶替他教授核物理的课程。

费米一直对没成为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而感到遗憾（他是李政道的博士论文导师），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认识他，我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我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能够举一反三的科学家。”

让整个美国物理学界见识到东方人智慧的杨振宁，没有让他的恩师们失望。

1954年，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R·Mills）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Yang-Mills理论”——这是至今所有物理学家都公认的杨振宁的最伟大成就。曾经有一位物理学家曾说过：

“人类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其实一件文化衫就可以写得下，大概也就三四个，里面肯定有爱因斯坦方程，也肯定有‘Yang-Mills’方程。”

而和杨振宁一起署名的米尔斯，在1987年的《自然》杂志上撰文回忆：

“我当时已有了有关量子动力学的一些基础，所以讨论中能有所贡献，而且在计算它的表现形式方面也有小小的贡献，但是一些关键性的思想都是属于杨振宁的。”

他还曾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

“杨振宁是一个才华四射、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引导别人的学者。我们不仅共用了一个办公室，杨振宁还让我共用了他的思想。”

年轻时的杨振宁

如果说“Yang-Mills理论”还只是在物理学专业领域奠定杨振宁的地位的话，那么在1956年他与李政道一起发表的论文，将为他们在全世界内赢得广泛的声誉。

在那篇题目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中，杨政宁和李政道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了前辈大神级物理学家们都不敢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存在所谓的“宇称守恒”定律。

这篇论文是1956年发表的，1957年，他们就接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第一年提出，第二年就颁奖，绝无仅有。

那一年，杨振宁才35岁。

他12岁立下的那个誓言，真的成为了现实。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那场诺贝尔颁奖典礼，却出现了很多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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