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的尴尬访华

今天是2021年7月5日

这是馒头说第 456 篇文章

中国人有句话：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924年这一年

来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但却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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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上午11点20分，由香港驶来的“热田丸号”客轮，在上海的汇山码头缓缓靠岸。

码头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足足有600多人，其中包括：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文化界名人，也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报纸记者。

如此大的阵仗，说明搭乘此船前来的人物级别必定不低。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小规模的访华文化代表团，他们是：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

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这个小小文化代表团的领头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应邀到访中国。

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瞬间，泰戈尔是兴奋的——他一直很渴望来中国。

只是，他这次的访华之旅，可能和他当初期待得会不太一样。

泰戈尔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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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期盼来中国很久了。

出生于印度婆罗门高种姓家庭的泰戈尔，从小享受着优渥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在23岁时离开城市去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之后，就对贫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同为古老的文明大国，泰戈尔对中国一直充满感情。

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在文中，他公开谴责英国：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年轻时的泰戈尔

1913年，凭借自己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52岁的泰戈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声名鹊起的泰戈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他对东方文化的捍卫以及颂扬，也开始为更多人所知晓。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但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他在日本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行径。

同样来自亚洲的文明古国，同样遭受殖民和侵略，同样追求独立和自强，又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很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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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泰戈尔，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非常推崇。

先来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是第一个将泰戈尔诗集翻译到国内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着重推荐他的人。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专门撰文，写下这样的文字：

“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馒头注）。”

当时托尔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坛巨匠，陈独秀把泰戈尔与其并列，可见对他的推崇。当年10月的《青年杂志》1卷2号上，陈独秀又用五言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诗集中的四首诗，并在注释中写道：

“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Nobel Peace Prize（陈独秀这里误把泰戈尔所受的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馒头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然后来看郭沫若。

1915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到了泰戈尔诗歌的英译版本，顿时如痴如醉。在他的自传《沫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话：

“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即泰戈尔，馒头注）的作品接近了。……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寄到国内出版社求出版，但因为当时泰戈尔在国内还不算热门，所以吃了闭门羹。但郭沫若还是以此为豪，称“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全家福

还有茅盾。

茅盾堪称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的杂志编辑。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笔时，专门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而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的小说《骷髅》。

正是在这批人的翻译、介绍和推崇之下，泰戈尔在中国开始慢慢形成了一股热潮，而“请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看一看”这个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议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就向泰戈尔发出过邀请，但因为对方事务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以梁启超的“讲学社”为邀请单位，再一次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承诺承担所有费用，这一次泰戈尔答应了，但因为后来身体健康原因，最终推迟到了1924年的4月成行。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及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这是泰戈尔发自肺腑的话，倒也并不是讨好东道主的客套之言。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太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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