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类的善和爱，其实也需要“数字化”

1

我记得我曾写过这个故事。

那是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汶川地震后不久，我接到刘翔父亲的一个电话：

“你下午有没有空？我想请你陪我去一次红十字会，刘翔委托我想再捐一笔款。”

我向单位请了假，下午和老刘一起赶往位于上海北京西路的红十字会——那里人山人海，都是专门赶来捐款的上海市民。

我一路咨询，挤到了二楼，然后领了一张捐款单，开始填写。

负责收我单子的，是一位戴着老花镜的50多岁的老同志，看得出，他也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钱款写得清楚一点哦！我帮你核对一下，3万元对吗？”

我说不是的，话还没说完，他自己又看了一眼：

“喔唷！30万啊！”

我继续说不是的，我说“零”可能比较多。

老同志这回仔细数了有几个“零”，又看了下捐款人的名字，摘下老花镜，惊诧地说：

“啊！你捐300万元？你是刘翔？”

我点头又摇头：

“钱是没错的，不过我不是刘翔，我是帮他填单子的。”

那次捐款，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大家捐款的热情都很高，但捐一次款，不容易。

2

后来又有件事，再次触动了我。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不记得这件事：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离奇死亡，后来警方查明是他的同寝室室友林森浩在饮水机里投毒。

当时我已调任报社新媒体部门，全程参与报道了这件事。一桩命案，两个原本前途无量的研究生，一个被害，一个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我很感慨。黄洋家里不富裕，家人痛失爱子，悲痛万分，当时他的同学就为他在学校发起了一个募捐。

我和黄洋完全不认识，但觉得心里挺难受的，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刻就从家开车赶到了学校，在复旦的“双子楼”前找到了捐款的地方，捐了2000元，记得还代一位同事捐了一笔钱——她离学校太远了，过不来。

在开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黄洋的同学发出这个募捐活动，我是在朋友圈刷复旦校友的状态才知道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如果没看到这个信息，或者路途遥远或者没空，这个捐款行为就不存在了。而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是看到复旦校友发的，接受募捐的也是黄洋的同学，我信任他们，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把钱捐了。

这其实涉及到了传统公益事业的几个痛点：

我怎么获得需要捐助的信息？我怎么能便捷地献上我的爱心？以及很关键的一点：我凭什么信任你？

后来几年，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

给边远学校的孩子们送篮球和足球，给大别山里的孩子们采购图书，给内蒙古一个小学的孩子们设立“读书基金”，给湖南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办一个小图书馆……但这些公益信息的来源，都是我信任的朋友或读者，我把东西放心地寄给他们，把钱放心地交给他们。

曾有信任我的读者自发组织了一个“荧光小队”，希望我能带着他们一起做公益，但我也坦白地和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愿意做公益，也肯花精力做公益，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微小的，对我们这种用业余时间做公益的人，最难的是要鉴别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将我们的爱心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

当时我也在想：

都已经是互联网的数字时代了，我们做公益，是否还需要这样走传统路线？

3

直到去年，我参与的一次公益活动，让我对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有了全新的认识。

熟悉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那就是通过“腾讯公益”的平台，我设立了一个“汤圆读书会”的基金（我们俩做了一件事，有兴趣一起加入吗？），我们先捐出了25万元，然后承蒙大家的信任，金额一直在不断上升：

读者朋友们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捐款

我早先知道一些关于“腾讯公益”平台的事，但直到自己亲身参与了，才感受到互联网时代做公益的便捷性——我当初想的那几个痛点，其实都有了解决方案：

打开“腾讯公益”的小程序，各种平台帮你筛选好的你想捐赠的类型、项目（到目前为止，腾讯公益平台上已经有2531个在筹项目了），包括你想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捐赠，都给出了便捷的选择，不再需要通过朋友、亲戚或读者去打听到一个靠谱的公益项目了：

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用手指点一点就能捐出你愿意捐的钱款，或多或少皆可，再也不用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填单子，用现金，或是跑到银行、邮局里去进行汇款了：

而最关键的，还是那份信任。

关注“馒头说”微信公众号，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