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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今天是2021年1月11日
这是馒头说第 439 篇文章
说起“蔡元培”的名字
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
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
蔡元培功不可没
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 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今日由头】
1868年1月11日
蔡元培出生
1 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家钱庄的经理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第四个孩子。
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四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他排行老四，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也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最严厉的，也是最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绍兴的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自己回忆：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
“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蔡元培的书法。现代书法家马叙伦曾盛赞蔡元培的文章，不过评价他的书法是“牛鬼蛇神’”。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编修。
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多少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路的最巅峰。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2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二十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硬刚——前者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过程中，蔡元培一直还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不算请辞，还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是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并没有像一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甚至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手简单。为此，他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就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于维新变法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变法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戊戌六君子。此六人背后渊源详见《 “六君子”之死》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自己的“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一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受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的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
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3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家学校的校长。
这个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为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
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书籍，由衷感叹：
“焕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学校里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最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从事教育的第一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家学校的校长，最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了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当年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都回忆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是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他选择的考察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的名字，叫蒋百里。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各班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
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随即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他却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出发时，得到了长子重病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后事，依旧踏上了筹款之旅。
最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不是办学，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已经快40岁的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又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六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是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三学期都选他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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