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1971，“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今天是2019年4月10日

这是馒头说第 344 篇文章

说起“乒乓外交”

这已经是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了

但这桩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件

如果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参与者身上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今日由头】

1971年4月10日

美国乒乓代表团正式访华

1

1971年1月下旬的时候，住在北京饭店的后藤钾二有点急了。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本来也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但因为支持中国申请亚乒联取消台湾会员资格未果，刚刚愤然辞职。此时的他，已经在北京呆了好几天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复。

后藤钾二是作为“特使”专程赶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了，受此影响，作为世界乒坛一支举足轻重力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缺席了两届世界锦标赛。而第31届世乒赛就在日本举办，所以组委会非常希望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后藤钾二来中国，其实也是顶着不小压力的。

其时，中国和日本尚未邦交正常化，右翼当道的日本的执政内阁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敌视。后藤钾二的中国之行，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甚至还有威胁和恐吓。但后藤钾二还是克服了种种阻力，带着当时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村冈平和日本乒协理事森武等人来到了中国。

1971年2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到了北京后，后藤钾二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给出了一份草案，希望双方能出一个“会谈纪要”。但中方在详细研究后给予他的回复，却让他有点懵了。

中方提出，出“会谈纪要”可以，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将“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第二，必须再加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这就让后藤钾二进退两难了。

所谓“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是1958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三点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诚意，后藤钾二到中国后主动提出，可以把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会谈纪要”的第二条。但是，中国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条，并且要加上那句话，他感到无能为力：

“我只是一个日本民间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么权力决定这些东西呢？”

后藤钾二坚持不肯这样写，而中方人员坚持必须写，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就将进入2月，而第31届世乒赛即将在3月底举行，后藤钾二自己也感到希望渺茫，准备收拾行李回国。

然而，就在1月30日，后藤钾二得到了中方通知：

第一，不再坚持当初要求添加的条款；

第二，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并坚决支持后藤先生办好这届世乒赛。

喜从天降。

后藤钾二后来才知道，中方的态度突然转变，主要是因为一个人。

2

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在座的，有外交部的，有国家体委的，也有对外友好协会的，周恩来直接开门见山：

“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

周恩来明确指出，既然后藤钾二已经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放入纪要，为何还一定要他写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最后，周恩来似乎发了点小火：

“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

周恩来的眼光，确实要比在座的要看得远一些。

当时间进入到1970年代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在“珍宝岛冲突”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吓；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锋芒已经大不如前。从之前种种不同场合的蛛丝马迹来判断，美国其实在不断释放或明或暗的信号：我们愿意同中国接触。

而中国此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几乎关闭了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面对明显将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其实也到了需要寻求突破的时候。

但是，就在周恩来做出同意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决定之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又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

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国政府立刻表态支持西哈努克政权。不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和朝鲜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支持——比如放弃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为有朗诺集团的运动员参加。

周恩来决定先听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

在那场连夜召开的讨论会上，乒乓球代表团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认为，既然答应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对中国的乒乓运动，对整个国家也有利。还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赛，去现场开展斗争。

徐寅生。后担任中国乒协主席。按照他的回忆，在那个晚上，他是主张去的，而庄则栋是主张不去的。

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一直等到凌晨3点，直到听到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总结汇报后，他拍了板：

“遵守诺言，参加比赛！”

同时，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诺集团或南越集团的选手，我们就弃权。

当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随即自己亲自动笔，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个逻辑清晰的1500字情况报告，请示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馒头注：当时日本右翼宣称将要暗杀中国代表团）。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乒乓球队，就此出征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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