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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名士”于右任

今天是2017年11月10日

 

这是馒头说第 200 篇文章

 

在民国史上

 

总有一批人的名字

 

似乎随处可见,如雷贯耳

 

但似乎又总不在舞台的最中央

 

于右任,就属于这一类人

 




 

【今日主打】

1964年11月10日

于右任去世

 

1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的保险箱,被人打开了。

 

因为这一天他逝世后,大家都没找到他的遗嘱。

 

考虑到他可能会把遗嘱放在保险箱里,于是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便和“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人一起,打开了父亲的保险箱。

 

保险箱一开,众人都傻眼了:

 

没有钱财宝物,没有股票证券,大部分都是于右任生前的重要日记和信件。剩下来的,就是一批账单——三儿子于中令出国留学借的学费的账单,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账单等等。还有,就是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

 

于右任是谁?堂堂国民党元老,自1930年开始至1964年,足足做了34年的国民党“监察院长”。

 

而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一把手,他在保险箱里留下的,就是一堆账单而已。

 

2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

 

原来于右任的名字叫于伯循,字诱人。为何这个字起得如此“诱人”?并非想走歪门邪道,而是典出《四书》的“夫子循循善诱人”。

 

后来在于右任26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署名是“于右任”。“右任”与“诱人”谐音,且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称为“左衽”(相区别于中原汉族的“右衽”),后来泛指异族统治,所以他就开始用“于右任”作为自己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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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2岁丧母,父亲在外打工,委托于右任的伯母将他抚养成人。

 

不过于右任自幼爱读书,且天赋极佳,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到了21岁——差点被砍头。

 

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出逃西安,血气方刚的于右任给当时准备恭迎圣驾的陕西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地方父母官的殷切希望:手刃西太后!

 

结果这封信被他的同学苦苦拦住,没能发出去。一时无处宣泄的于右任把自己剃了个光头,光着膀子,提了把大刀,以一副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那副对联写的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结果,这张半裸照落到了三原县令的手里,再加上后来于右任又印刷发行了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里面有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虽然当时慈禧已经快70岁了,但大家也都知道“香粉”指的是她。于是,于右任被定性为“革命党”通缉,通缉文上写的是:“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

 

当时的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据说出了一个大巧合: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没到,自己朋友劝他快逃的信先到了。

 

得知消息后,暂时还没打算“换太平以颈血”的于右任,赶紧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当时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当时的“震旦学院”是法国人赞助的学校,因为法籍神父试图将学校彻底改为教会学校,马相伯愤然离校,诸多学子跟随退学。于右任四处奔走,出钱出关系,和邵力子等人协助马相伯,在1905年一起创办了“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复旦”这个名字,就是于右任建议的,典出《卿云歌》: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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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原校门

3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孙中山。

 

然后,他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同盟会”——于右任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即由此而来。

 

不过,成为了真正的“革命党”之后,于右任还是没准备“换太平以颈血”,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有比枪和炸弹更拿手也更有效的东西:笔。

 

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平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报人于右任”由此名闻天下。

 

《神州日报》上来就骨骼清奇:报纸上的纪元与别家报纸不同,不用清朝皇帝的年号,而是统一使用公元纪年,让人耳目一新。而报纸的内容,也采用大量针砭时弊,立场鲜明的稿件,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不过,《神州日报》才创刊37天,就遭遇了福州路上的一起离奇火灾,报社从内到外被烧得干干净净。虽然报社保了火险,马上就恢复了生产,但凝聚力受挫,开始有了内讧,最终,于右任选择拍拍屁股走人——他在《神州日报》一共前后呆了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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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神州日报》

 

不过,尝到“办报启民智”甜头的于右任,在1909年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宣称宗旨是:“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

 

《民呼日报》延续了于右任在《神州日报》时针砭时弊的勇气和态度,文笔尤其辛辣。比如那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升允却三年瞒报灾情,结果造成甘肃省内竟然人人相食。当时《民呼日报》立刻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是我闻》:

 

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民呼日报》随后还刊发点评: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

 

这种报道,这种文笔,读者当然要看,《民呼日报》销量急剧上升,不过,当然也得罪了当局,尤其是升允。

 

《民呼日报》曾组织过一次赈灾活动,升允随后与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勾结,诬陷于右任侵吞赈灾款,将于右任逮捕下狱,一个月审讯7次。为营救老大于右任,《民呼日报》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自行停刊”——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9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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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虽然没有“颈血换太平”,但确实是把硬骨头。出狱没几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名称的来由是“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而且,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吁”,就是“于”右任的“口”在说话。

 

和《民呼日报》一样,《民吁日报》依旧揭露黑暗,而且敢把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蚕食中国。

 

1909年10月26日,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上海数十家报纸大多默不作声,《民吁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称伊藤博文为“大混蛋”,是“死有余辜”。

 

结果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立刻查封《民吁日报》——这家报纸只生存了48天。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的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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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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