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那场在东北爆发的鼠疫

今天是2020年2月3日
这是馒头说第 399 篇文章
这是“馒头说”开年的第一篇更新

应该写一件相对喜庆些的事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题材
至于原因，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1

这一年，是1910年的9月。

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量猎人涌入位于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开始大规模捕猎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

旱獭，学名“Marmota bobak”，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用我们比较熟悉的称呼，就是“土拨鼠”。

旱獭

旱獭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药，但最珍贵的，还是它身上的这张毛皮。

旱獭的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经过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在宣统二年（1910年）这一年，一张旱獭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2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白银。

仅1910年，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就达到了250万张。

由于每年的9月前后是土拨鼠皮毛生长最好的季节，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国人就雇佣了大量华工，一起捕捉旱獭。

那些从直隶和山东被招募过来的中国苦力们，最初并没有什么捕捉旱獭的经验，但好在这个季节的土拨鼠相对便于捕捉，聪明勤劳的华工很快学会了捕捉的方法。

尤其是他们发现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种“呆笨”的旱獭：

这类旱獭步履踉跄，碰到猎人时既不能跑，也不会叫，而是傻傻地呆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猎人们发现，这类旱獭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状物体，而且会被同类抛弃，不被允许与其他旱獭一起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这类旱獭，猎人们就会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只生病的旱獭，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捕捉到。他们像对待其他旱獭一样，将它们的皮徒手用刀剥下，至于肉，作为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

至于这只旱獭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关心。

事实上，以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得知旱獭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獭得的是一种由耶尔森菌属中的一种引发的烈性传染病。

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中期短短六年时间里，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

它曾被称为“黑死病”，但有更官方的叫法：

鼠疫。

2

在那一年，究竟是谁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种说法。

按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记载，是这样的：

“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

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若按这份记载为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鼠疫的初发，大概是在1910年9月中旬;

第二，初发的地点，是在俄国境内;

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华工；

第四，俄国人已经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传染病，但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粗暴的驱逐；

第五，在驱逐后，鼠疫被华工带回了满洲里。

当然，在当时的第一时间，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就是鼠疫——事实上，致命的细菌还在最先接触旱獭的猎人们身上潜伏，倒是通过交叉感染在木匠们身上爆发了。

20世纪初的那个秋天，广袤的东北大地提供了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

天气渐凉，一个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大家互相抱团取暖，房间密闭，空气极不流通；

在寒冷的天气洗澡和洗头，对于当时的东北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卫生状况加速了细菌的传播；

20世纪初东北大车店的内部

当时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对“防疫”的意识几乎等于零，各地也没有必要的防疫设施和机构，对现代医学的概念也毫无认识，老百姓生病后甚至会求助于“跳大神”这类封建迷信来治病。

尤其关键的是，东北当时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体系，一开始也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认识，大量已经被细菌感染的旅客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将鼠疫传播向了四面八方。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场惨剧开始上演。

3

灾难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哈尔滨的傅家甸。

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过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两三天后就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

关键是，这种疫病的致死率极高——在疫情爆发阶段，傅家甸确认染疫人数为1535人，死亡1535人。

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长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在奉天省的沈阳，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农村。有一个男人从沈阳市内回到农村，染病而亡。全家七口人在帮他照传统习俗举办葬礼后，几天后相继染病死，只留下一个婴儿。邻居们帮忙埋葬了这一家后，拿走了这家人在屋内的各种物件，随后接连死去，最终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和3名婴儿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时之间，东三省风声鹤唳，棺材脱销，道路边甚至可以随处看到横躺着的尸体。

当时的东三省，四处可见横尸街头的景象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开始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直到1月12日北京出现首例病例和1月14日天津出现首例病例后，意识到疫病已经威胁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上谕：

“现在东三省鼠疫流行，著予于山海关设局严防，认证经理，毋任传染内地，以为民生。”

但此时已为时已晚。

所幸即便是临时抱佛脚，清政府还是拿出了一定的办事效率：立刻开始筹措防疫资金，设立“东北防疫总局”，聘请国内外的防疫专家到东北帮助防疫。

这三项措施的前两项，都是投入钱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项，却没有那么简单解决。

当时，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地盘的俄国和日本，都站出来指责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挥不力，进而提出要拥有独揽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权力。

防疫需要调动从军队到警察到各个部门，所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防疫，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仅31岁的华人被推到了时代舞台的正中央。

1910年12月，这位华人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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