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5年5月12日这是馒头说第 827 篇文章寒霜惊早梦，长夜映孤灯。十年磨一剑，万里送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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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年底，邓小平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来自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邹家华，报告的内容是：申请研发中国的下一代新型歼击机，预计初步投入是5亿元人民币。邹家华的这份报告，递交得小心翼翼：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邓小平一再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从研发经费来讲，国外研发一代新机型，至少要投入100亿美元以上，所以5亿人民币的经费看上去似乎并不多。但是，那一年中国的全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人民币。但邹家华又认为，这份报告，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
因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已经落后太多了。
中国的自研战机之路，是从歼-5开始的——这也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模仿对象是苏联的米格-17。
歼-5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的高亚音速飞机，1959年5月停产，共生产767架。
1960年投入生产的歼-6，之后成为了中国空军装备最多的飞机。
歼-6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19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1958年初开始研制，1960年投入批生产，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1983年停产，共生产了5205架。
1966年投入生产的歼-7因为遭遇了十年文革，生产数量很少，而1969年首飞成功的歼-8光定型就花了10年时间，等到要投产的时候，以美国F16、法国“幻影”2000、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战斗机已发展到了第四代。
（注：战斗机代际划分原来有西方四代分类和俄罗斯五代分类两种，现在国际标准逐渐统一为五代分类，本文取最新标准）
1981 年 6 月 7 日，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次空中突袭，出动 14 架飞机，其中 8 架 F-16 执行轰炸任务，6 架 F-15A 担任护航任务。这14架四代机用超低空波浪式飞行骗过沿途雷达，从西奈半岛长途奔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往返2000公里，在2分钟内投下16枚炸弹，完成目标后安然返航。
人们认知中的“”二战式”的空战，完全被颠覆。
而此时中国人民空军除了少量三代机歼-7和歼-8之外，列装最多的，还是数以千计的歼-6——那是强国们早就已经淘汰的二代机。
战斗机领先一代，足以对上一代打出碾压式的优势，更何况要领先两代？
空军上将刘亚洲曾用一句话点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空军：
“中国停下来，世界却在飞。”
所以，在1981年的年底，邓小平最终在邹家华的那份请示报告上批了这样的字：
“新歼（馒头注：新型歼击机）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
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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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2月11日，宋文骢接到了一个从成都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要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部联合召开，会上要召开新歼项目的方案论证会，需要他去提提建议。宋文骢当时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的副所长和总设计师，先后参与过“东风”113号机、歼-7、歼-8、歼-9和歼-7C的设计研发工作，他提出的双发方案曾是歼-8研制成功的重要保障。
歼-9曾经的四种设计方案
但是，歼-9的研发过程也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发。
所以，宋文骢带所有歼-9的数据，是希望届时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补充思路。
他当时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个标准的配角，后来成了主角。
3
1982年2月15日晚，王若松忽然敲开了宋文骢宾馆房间的门。
这是正式会议的前一天，大家刚刚开了预备会，第二天准备开正式会议。
王若松是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他到宋文骢房间的目的是：
“你们有什么方案要汇报吗？”
宋文骢吓了一跳：
“没说过要我们带方案来啊！”
而王若松的意见很明确：这次来了1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你们也要谈谈你们的想法，哪怕临时给你们加点时间，也要发表意见。
宋文骢想了想，最终要了15分钟发言时间。
随后，宋文骢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事搞了一个通宵：他们从带来的资料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数据，徒手画了一些视图和性能表，重点准备介绍下宋文骢最推崇的“鸭式布局”。
所谓“鸭式布局”，简单来说，就是把战斗机的水平尾翼移到了机翼之前，位于飞机前部，从飞机正面看像鸭子，故而得名。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利用涡流，增加操控性，但这个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且会大大增加操作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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