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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一根横木，一世恩仇

今天是2025年1月6日

这是馒头说第 816 篇文章

据说在互联网上

“苏东坡”三个字

是一个流量密码

但很多谈及他的人

却很少会说这个故事

那一年，陕西的南山仙游潭边，出现了两个来游玩的年轻人。

年龄稍长的那位指着潭水那一边的石壁，说要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要到达那块石壁，必须要踩过一根窄窄的横木。

横木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年轻的那位看了看横木，望了望深渊，想了想，摇了摇头。

于是，年长的那位就自己一个人从容走了过去，然后用绳子一头系在腰上，一头系在树上，爬上了石壁，用笔写下了六个字，然后又走了回来。

年轻的那位感叹道：

“老兄，你肯定能杀人！”

年长的那位问原因，年轻的那位回答：

“自己的命都不在乎的人，肯定能杀人。”

两人都笑了起来。

而他们不远处的石壁上，写着的六个字是：

“章惇、苏轼来游。”

不敢过去的是苏轼，过去把两人名字都写在石壁上又回来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们都不到30岁，都刚刚步入仕途，各自做了个小官。

两个人互相欣赏，交情好极了。

但那时候的苏轼不会想到，章惇未来要杀的人，是自己。

这个开头颇像金庸，结尾貌似古龙的小故事，见于南宋学者曾慥的笔记《高斋漫录》。

笔记所录，有真有假。但历来这个故事被频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体现的章惇的性格，真的很准。

另一个真实的史实是：

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苏轼恰逢母亲去世，只能回乡守丧，而章惇也没能拿到这个“进士”头衔——他是自己放弃的。

原因很简单：章惇的一个族侄章衡这一届拿了状元。虽然同为进士，但没有晚辈考得好，这让章惇感到很羞耻，索性就放弃了这个资格。

两年后，章惇再赴京赶考，中了个一甲第五名，这才满意。

视声名为头等大事，视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说明章惇性格，后者可见章惇才学。

所以，苏轼与章惇虽为同科进士，但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两个人开始交往，要等苏轼守丧归来，放了一个凤翔府签判（大概相当于一个县级机行政机构的秘书长）。而当时章惇担任的是商洛县县令，距离苏轼并不远。

两个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本来就彼此慕名，所以就开始见面，结识，乃至结伴旅游——两人游仙游潭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苏轼是很信任章惇的。当时他的弟弟苏辙要到商州任职，苏轼还专门向章惇请教，然后写给弟弟一首诗，第一句就是：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章子”就是章惇，这是苏轼第一次把章惇写进自己的诗里。

官场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进士们就像一个个微小的零件，被安置进这台大机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各自的命运齿轮开始运作，来到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

当苏轼还在当基层干部的时候，章惇先起势了。

公元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有锋芒，有辩才，有能力，有胆识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开始一路青云，最终升到中央掌管财政的最高职务三司使。

苏轼并不完全反对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进和不合理之处，但总体被认为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派。道虽不同，并没有影响苏轼和章惇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候章惇虽然身居高位，也没有忘记在基层的苏轼，两人还会互通书信，互相问候。

不久之后，因为党派斗争，章惇被贬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贬前给苏轼寄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失意之际的章惇，最先想起的是苏轼，即便是萌生退意，他觉得最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侣，也是苏轼。

而苏轼收到章惇的诗之后，也回诗两首，其中有一句：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不仅与章惇产生共鸣，而且还回忆了当初两人作为基层干部相伴相游的岁月，对未来相见充满憧憬。

可见，虽然当时两人地位不同，政见不同，但友情却依旧深厚。

那时候，已经习惯贬谪的苏轼，还能宽慰刚刚尝到个中滋味的章惇。

但很快，苏轼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劫难。

公元1079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

一连串针对苏轼诗文的捕风捉影，最终积压成了一块千斤巨石，要将苏轼压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苏轼的命。

在这些人中，当朝宰相王珪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为了给装苏轼的沉尸袋再加一块石头，他向宋神宗又揭发了苏轼的一首诗。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中有一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原是苏轼赞美坚贞不屈的本意，却被王珪曲解为影射天子：皇帝应是飞龙在天，苏轼他却恶毒比喻为地下的“蛰龙”，居心何在？

这种明显是牵强附会的攻击，连宋神宗都有点听不下去，但因为王珪身为百官之首，却无人敢有不同意见。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章惇。

当时的章惇，刚刚服完母丧，被召回朝，也就是个翰林学士，自己的脚跟尚未站稳。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击，他觉得不能忍受，当庭站出来就和王珪正面硬刚，帮苏轼说话，并且在退朝后仍拦住王珪追问：

“您这样做，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吗？”

王珪推脱说：

“这是监察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哼了一声：

“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此事之后，章惇还忍不住对别人抱怨王珪：

“人陷害别人的时候，居然还能像这样无所顾忌！”

应该说，对于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进的章惇来说，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之上，如此公开站队挺苏轼，还是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宁可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帮一把好朋友苏轼。

最终，苏轼从“乌台诗案”中侥幸得脱，被贬为毫无实权的黄州团练副使。

如此明显的失势，也导致苏轼门庭冷落车马稀，原先不少热络的好友也不再联络他。但在他最孤独低落的时候，依旧是章惇，不顾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写信去慰问他。

这一举动让苏轼无比感动，这从他给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来：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而章惇给予的还不仅仅是精神宽慰，苏轼自己也承认：

“……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馒头注：章惇字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雪中送炭的举动，也让苏轼由衷发出感慨：

“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如果说原先苏轼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钦佩的文人之交，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但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难以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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